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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环境污染事故频发，而且环境污染事故的损害结果往往十分严重，若何通过环境侵权责任立法珍爱生态环境，成为现代民法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民法典直面这一问题，首次把绿色原则划定为民法基本原则，并在侵权责任编第七章划定了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坏责任，明确了生态修复的责任肩负方式，同时划定了对污染环境、损坏生态行为的责罚性赔偿、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等等，为维护生态环境、为人民群众缔造优越生发生活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该编总结了我国既有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履历，并借鉴了域外法的乐成做法，有用回应了时代生长所提出的问题。该编第七章虽然只划定了7条，但内容丰富，彰显了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是我国《民法典》的一大亮点。
一、从私益珍爱到公益珍爱的转变
（一）民法典划定生态损害问题的正当性
从对照法上来看，民法主要调整因环境损坏造成的特定受害人的私益损害。虽然环境权主要受公法调整，然则对于特定的民事主体因环境损害遭受的损失而言，则应当由私法举行划定。例如，德国《环境责任法》第1条就明确划定：“由于附录一枚举之装备对环境造成影响而导致任何人身伤亡、康健受损或财富损失，装备所有人应对受害人因之而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在英国，学界通说也将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限定在民事权益局限内。这种看法对于民法划定环境损害发生障碍，民法典中大多回避了生态环境的珍爱问题。其主要缘故原由在于：生态损害自己强调的是公益损害、团体损害，而非是个体损害。而传统大陆法的范式立足于小我私家主义范式，难以有用应对生态损害。正如张新宝教授所指出的，侵权责任编涉及的“损害”应当特指民事权益损害，不包罗生态环境自己，直接珍爱生态环境自己与侵权责任法的部门法性子难以兼容，“损害生态环境”难以整体纳入“侵权民事权益”的局限之内。生态损害赔偿难以在私法框架下举行解决。
受这种看法的影响，我国原《侵权责任法》中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拯救的主要是特定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因此其中只是划定了环境污染的责任，而并没有划定损坏生态的损害及其责任。原《侵权责任法》第65条划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肩负侵权责任。”这一条文所针对的就是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其珍爱的也是私益，这也与民法珍爱私权的基本态度相一致，与民法的私法性子相吻合。基于这一划定，一方面，受害的主体必须具有特定性。虽然《侵权责任法》第65条没有将损害明确限定为他人的损害，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障的主要是特定民事主体的特定权益。另一方面，必须是特定的民事权益遭受损害才气获得拯救。也就是说，只有损害生态环境同时组成对民事权益的损害或者对民事权益享有的妨害，才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划定。若是仅损害了生态和环境自己，造成公益的损害，而没有损害详细的民事权益，则仍然难以受到《侵权责任法》的珍爱。因此，《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责任的珍爱工具限于私益，与公法上的环境污染责任侧重点并不相同，前者主要解决环境污染带来的民事结果，属于私法内容，其最终要落实到特定民事主体的损害。可见，《侵权责任法》并不直接珍爱生态环境自己，其珍爱的局限过于狭窄，并不利于有用地珍爱生态环境。
关于民法典在编纂中是否应当沿袭原《侵权责任法》的基本思路，学理上存在一定的争议。若是将民法典的功效限定为珍爱私权，则与现代社会珍爱环境、维护生态的需求是不相符的，也没有回应时代之问。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生长迫切需要强化对生态环境的珍爱。优越的生态环境是美妙幸福生活的主要组成部门，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但我们现在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急，工业生长导致环境被严重损坏，全球变暖、酸雨、水资源危急、海洋污染等已经对人类的生计与生长组成了直接的威胁，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长中国家，为了生长经济，我们必须行使种种资源，但同时又面临资源严重紧缺、生态严重恶化的危急，大气污染、黑臭水体、垃圾围城等成为民生之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重视资源的有用行使，并防止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侵权责任对于生态环境的珍爱具有怪异的意义。侵权责任的方式是环境珍爱的主要手段之一，相较于传统公法的珍爱方式具有不能替换的优势。由于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主要体现为一种损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如乱砍滥伐的行为导致生态平衡遭受损坏，污染河流的行为导致河流生态环境遭受损坏等。在损害事故发生后，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也是有用停止环境侵权发生的有用手段。从对照法上来看，《法国民法典》于2016年修订，首次写入了生态损害的观点，从往后的生长趋势来看，随着生态环境珍爱看法的强化，侵权责任法有需要对生态环境自己的损害提供更多的拯救方式。
正是由于上述缘故原由，我国《民法典》在总结《侵权责任法》立法履历的基础上，第一次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章增加了生态损坏的民事责任，并将《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的题目“环境污染责任”改为“环境污染与生态损坏责任”，将生态损坏与环境污染作为两种平行的环境责任的类型。所谓生态损坏，是指对于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损害，譬如对于水资源、大气、植被或者动物生态系统等的损坏。行为人不合理的开发、行使、滥砍滥伐、太过捕捞等行为，造成生态退化、环境结构和功效的转变等，泛起水土流失、沙漠化、荒漠化、森林被损坏、土壤被污染、生物多样性削减等。生态损坏损害的并不完全是私益，由于其损害的工具涉及多数人的利益，有些学者将其称为公共环境利益的损害。生态权益以生态环境的生态服务功效为载体，兼具公权与私权性子。由于生态损坏的基本标志就是导致生态服务功效的损失，以是其不限于私益，而已经扩张到了公益的局限。立法机关在注释“环境污染与生态损坏责任”时，也区分私益损害与生态环境损害，以为生态是有别于私益损害的公害。因此，行为人因损害生态环境而肩负的责任应当是一种有别于私益损害的责任。
应当看到，一方面，损坏生态确实和环境污染有着密切联系，生态自己有可能组成环境的一部门，环境与生态是自然系统的组成部门，均是多种自然因素的连系，两者都具有公共产物的属性，不能截然离开。生态损坏与环境污染有着不能分割的关系，环境离不开生态，生态自己也组成环境。污染环境可能导致生态的损坏，而损坏生态也可能加剧环境污染。例如，排放污水造成环境污染，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受损坏，从而引发生态损坏；或者由于生态遭受损坏导致自然修复能力削弱，无法完成自我修复，因而加剧环境污染的发生。环境污染自己并不能归纳综合所有的损坏生态的情形。例如，滥砍滥伐、滥捕滥猎、太过放牧、毁林造田等等，都市导致水土流失、荒漠化、风沙肆掠等，最终损害的仍然是环境。因此，仅仅只是划定环境污染责任，显然不足以珍爱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从我国立法来看，《侵权责任法》的划定与我国稀奇法也存在一定的脱节征象。例如，《环境珍爱法》第64条明确划定：“因污染环境和损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划定肩负侵权责任。”显然，该条包罗了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坏两种情形，而《侵权责任法》之中并无生态损坏的观点。而且，从实践来看，生态损坏大量地损害了公益，也可能造成私益的损害，但若是该行为并不组成污染环境，则受害人难以依据《侵权责任法》向行为人提出请求。例如，太过挖掘地下的煤炭，导致承包地的塌陷，这就组成对他人民事权益的损害，受害人应当有权请求行为人肩负侵权责任。因此，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法的珍爱局限是十分需要的，这既回应了我们的现实需求，也相符对照法最新的生长趋势。
正是由于上述缘故原由，民法典区分了私益和公益的珍爱，分别对污染环境和损坏生态的侵权责任作出了划定。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章划定来看，可以将其分为两大部门：第1229条至第1233条主要是关于损害私益的侵权责任；第1234条至第1235条是关于损害公益的侵权责任。详细而言，一方面，《民法典》第1229条划定：“因污染环境、损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肩负侵权责任。”其中没有明确指明“造成他人损害”的内在。该条所划定的“造成他人损害”应当限于对特定民事主体的损害。例如，河流污染导致特定的养殖人的鱼虾殒命，或者导致特定的承包人的土地受到污染。再如，因环境污染导致患病，就是损害特定主体的康健权。第1229条强调的是对私益损害的珍爱。它是因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坏导致特定民事主体损害而发生的责任。而《民法典》第1230条至第1233条主要适用于损害私权的情形。另一方面，《民法典》第1234、第1235条都接纳的是“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其意在调整对公益的损害。所谓公害性，是指其并不完全是对特定民事权益的损害，甚至可能导致国家或团体利益的损失。环境污染可能造成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的恶化，这种改变即便没有造成详细的小我私家损害，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使社会蒙受了损害。我国《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所划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都是针对公害而确立的责任。《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将生态损坏责任纳入其中，实在与我国环境珍爱立法的目的保持了一致。“环境法从建立之初就承载了对生态利益最周全最完整的表达”，环境珍爱立法的目的就在于确认、调整和珍爱自然的生态属性的规则，而对生态损坏所造成的公益损害举行划定，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
二、从私益诉讼向公益诉讼生长
传统民法并没有涉及公益诉讼，这主要是由于民法调整的是特定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的珍爱，而不直接涉及公益损害的拯救问题，此种损害既难以确定特定的受害人，也难以适用传统的民事责任的一样平常规则。但因应前述民法从私益珍爱到公益珍爱的生长趋势，有需要对上述基本态度举行需要的调整。因此，《民法典》第1234和第1235条以实体法的形式确定了环境侵权的公益诉讼。民法典中之以是要划定公益诉讼，一方面是由于侵权责任法珍爱局限的扩张，在公益损害的情形下，小我私家无法主张公共利益的损害。污染环境、损坏生态的行为既可能造成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也可能造成私人人身、财富权益的损害，还可能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而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预防及修复公共利益的损害，只能由执法划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特定民事主体稀奇是自然人，无法代表公共利益主张公益的损害赔偿。而私益诉讼的目的在于拯救小我私家权益，只要原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法院即不得以主体不适格为由拒绝受理。为了与《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注释的划定相衔接，必须要在民法典中专门划定公益诉讼规则。另一方面，在实体法中划定公益诉讼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公益诉讼的程序性问题可以由诉讼法划定，但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结果仍然应由实体法划定；尤其是涉及到公益诉讼的修复责任和赔偿损失，其涉及实体权力义务的放置问题，应当由实体法作出划定。公益诉讼的问题，难以单纯依赖程序法来解决；若是缺乏实体法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资格就可能缺乏足够的依据，而法官就损害赔偿作出裁判也缺乏可以适用的依据。另外，民法典稀奇划定，执法划定的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就允许专业性的环保组织介入环境治理，这也是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民法典》关于公益诉讼的原告，详细而言：一是国家划定的机关。通常以为，是检察机关和行使治理职责的国家机关。二是执法划定的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执法若干问题的注释》第1条划定：“执法划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环境珍爱法第五十八条等执法的划定，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损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相符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划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遵照该司法注释划定，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只有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挂号的、专门从事环境珍爱公益活动延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纪录的社会组织。而检察机关不具有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其仅能依法支持环境珍爱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者通过行使执法监视权督促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在《民法典》中划定有关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也有利于促进环境生态珍爱中的民众介入，相符环境生态珍爱领域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就生态环境的治理而言，政府只是介入其中的主体之一，而不是唯一的主体。政府治理气力究竟受到公共财政投入的限制，在信息泉源、羁系时效、羁系主动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传统的环境珍爱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然则面临日益庞大、严重的环境问题，政府已显得力有不逮。因此，许多国家在环境生态珍爱方面从单纯依赖政府举行治理转向注重施展社会民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主要作用，民众介入的机制最先成为一种新的环境监视治理模式。因此，除政府治理方式之外，应当注重吸纳其他社会主体，施展其他治理气力的作用。由此就发生了环境珍爱中的公共介入制度。此种模式是政府或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依赖民众的智慧和气力，制订环境政策、执法法规，确定开发建设项目的环境可行性，监视环境法的实行，调处污染事故，珍爱生态环境的制度。民众介入原则是在实践中不断生长与总结出来的，也是经济生长和环境珍爱的必然趋势。《民法典》所划定的“执法划定的组织”就是对政府主导的环境珍爱事情的有力填补，也是民众介入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详细体现。
需要讨论的是，《民法典》之以是在第七章的最后两条对公益诉讼作出稀奇划定，是由于这两条主要是针对公益损害的拯救而稀奇设置的规则，但第1229条至第1233条的相关规则是否可以适用于公益诉讼？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三个问题需要在执法上举行讨论：
一是《民法典》第1230条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该条划定：“因污染环境、损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执法划定的不肩负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肩负举证责任。”该条被称为环境侵权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样平常以为，该条主要适用于私益诉讼，然则否可以适用于公益诉讼？有看法以为，该条不应当适用于公益诉讼，笔者以为，该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应看成详细分析，一方面，对国家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而言，由于国家机关往往具有较强的举证能力，没有需要通过此种方式对其举行珍爱。私益诉讼接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件是两个同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在举证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执法为了平衡行为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关系，由举证能力更强的行为人肩负举证责任，具有充实的合理性。但若是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是国家划定的机关，则双方当事人在举证能力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实践过程中，往往是由国家机关查清行为人污染环境、损坏生态的违法事实，而国家机关享有公共权力，其有很强的查清违法事实的能力。因此，并不需要举行举证责任倒置。另一方面，对执法划定的组织如环保组织等提起的公益诉讼而言，由于环保组织等主体在举证能力等方面并不具有优势，其仍然面临举证的难题，因此，仍有需要举行举证责任倒置，这也更有利于对生态环境损害举行拯救。
二是《民法典》第1232条关于责罚性赔偿的划定，原则上不适用于公益诉讼。责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 damages），也称示范性的赔偿（exe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的赔偿（vindictive damages），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现实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抵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责罚和停止造孽行为等多重功效。《民法典》第1232条划定：“侵权人违反执法划定有意污染环境、损坏生态造成严重结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响应的责罚性赔偿。”关于责罚性赔偿的划定能否适用于公益诉讼？笔者以为，关于责罚性赔偿的规则不应适用于公益诉讼，而主要适用于私益遭受损害的情形，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从文义注释来看，本条使用了“被侵权人”这一表述，这解释受害人是特定的主体，而在公益诉讼中，并没有特定的被侵权人。例如，在造成土壤污染的场所，应当由土地使用权人提出请求责罚性赔偿，而不能通过公益诉讼请求责罚性赔偿。而在河流污染导致原有饮用、浇灌等功效损失，土壤损坏造成生态承载能力下降等情形，有时很难确定详细的被侵权人，此时就应当允许提起公益诉讼，然则对污染环境损坏生态的行为并不能请求肩负责罚性赔偿的责任。另一方面，从系统注释来看，《民法典》将污染环境、损坏生态的责罚性赔偿规则划定在公益诉讼之前，这也解释其主要是针对私益损害的情形而言的。此外，若是接纳公益诉讼的方式，由国家划定的机关或者执法划定的组织取得该部门赔偿金，也缺乏正当性。
三是提起诉讼的主体能否对公益作出处分。公益赔偿一样平常不具有侵权损害赔偿所具有的一定水平的随便性。在提起公益诉讼的过程中，涉及公共利益的损失，提起诉讼的主体能否减免赔偿数额，或者与对方杀青息争，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样平常情形下，由于生态损害赔偿涉及公共利益，并非主体的私人利益，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无权就公共利益作出处分。尤其是国家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时，国家机关在缺乏执法划定时也不具有处分公共利益的职权。
三、从单纯的赔偿转向兼顾预防
（一）增加了责罚性赔偿以强调预防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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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责罚性赔偿主要是针对那些具有造孽性和道德上的应受谴责性的行为而适用的，就是要对恶意的造孽行为实行责罚。这种责罚与抵偿性的损害赔偿有所不同。责罚性赔偿则通过给造孽行为人强加更重的经济肩负来制裁造孽行为，从而到达制裁的效果。我国原《侵权责任法》划定了对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改变了已往单纯依据行政罚款的方式对环境侵权举行责罚，通过引入民事责任实现了对环境的多种珍爱手段。具有主要的提高意义。然则，单纯依赖损害赔偿仍然具有显著的不足。一方面，受害人要举证证实实在际损害尤其是证实损害结果与污染环境、损坏生态坏境之间的因果关系异常难题。另一方面，由于损害判定评估周期长、用度高，有些案件中的判定用度甚至跨越赔偿金额，因此损害赔偿在某些情形下可能难以填补现实损害，甚至很难停止污染环境、损坏生态的行为，造成了实践中违法成本低、遵法成本高等问题，因此有需要引入责罚性赔偿制度，通过大大提升违法成本，对恶意损害环境生态的行为举行阻吓。
《民法典》第1232条划定了有意违法造成环境污染和损坏生态的责罚性赔偿，对有意损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施展停止作用，有利于提防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一方面，抵偿性赔偿要求赔偿受害人的所有经济损失，在性子上乃是一种买卖，即是以同样的财富交流损失。但从我国环境珍爱的实践来看，由于信息不对称等缘故原由，受害人对于损害的证实十分难题，往往在造成严重结果的情形下，损害赔偿的数额却十分有限。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的问题始终难以获得有用解决。通过引入责罚性赔偿则可以有用地对环境损坏行为予以停止。另一方面，责罚性赔偿针对的是行为人有意实行污染环境、损坏生态行为。行为人有意实行污染环境、损坏生态行为的，具有较强的主观恶性，因此执法对于当事人科以责罚性损害赔偿，现实上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意的一种责罚。正如美国学者派特莱特以为，停止与单小我私家的责任没有联系，停止是指确定一个样板，使他人从该样板中吸取教训从而不再从事此行为。
然而，责罚性赔偿又不同于行政制裁方式，由于它究竟属于民事责任而不是行政责任的局限。责罚性赔偿制度只是给予受害人一种获得解救的权力，而没有给予其处罚他人的权力。受害人是否应当获得赔偿以及获得多大局限的赔偿，都应由法院来最终作出决定。笔者以为，责罚性赔偿并不是要将赔偿的用度均交给受害人，而是应当先去填补受害人的现实损害，之后再将余下的数额主要用于修复生态损害。在对受害人赔偿后，应当将剩余赔偿金专款专用。责罚性赔偿与用度修复的赔偿不能并处。
（二）将阻止和防止损害发生或扩大的用度纳入赔偿局限
《民法典》第1235条第5项明确划定，违反国家划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划定的机关或者执法划定的组织有权主张“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用度”。《环境侵权责任司法注释》第15条划定：“被侵权人起诉请求污染者赔偿因污染造成的财富损失、人身损害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接纳需要措施所支出的合理用度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民法典》的该条划定是对《环境侵权责任司法注释》第15条划定的吸收。之以是将这一用度作为赔偿的项目，主要是思量到应当将这些损害控制在最小的局限内，从而也实现对后续治理与修复事情的开展。例如，受害人的养殖场受到污染，为了消除污染物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而约请专业人员举行环境治理的用度，也应当获得拯救。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判令行为人将应当赔偿的生态修复资金打入当地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账户，用于对涉案地的生态损坏的修复及抵偿。若是生态环境损害无法恢复或者恢复成本过高的，也可以参考虚拟成本治理法盘算修复用度。通过上述方式，对行为人起到制裁作用，同时对生态环境起到修复作用。
（三）《民法典》第1167条划定可以适用于环境和生态侵权
就《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一样平常规则而言，第二章将责任肩负的方式修改为损害赔偿，解释侵权责任编以损害赔偿为中央。然则侵权责任编同时也将预防性的责任提前至一样平常划定中，而且与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相对应，解释事后的赔偿责任和预防性责任是并重的。应当看到，这些预防性的责任在环保领域更具有直接性，由于环境自己具有不能逆性，虽然可以举行一定的修复，但完全修复极为难题。因此，环境珍爱领域首先是阻止损害，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尤其应当看到，这些预防性责任无须证实损害的发生，也不以过错为要件，也不适用诉讼时效，这更有利于预防性责任的适用，以制止环境和生态损害的发生和进一步扩大。例如，预防性责任包罗消除危险，当损害有可能发生时，就可以请求消除危险，以制止损失的现实化。
四、从损害赔偿向生态环境修复转化
（一）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局限
《民法典》第1234条划定：“违反国家划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划定的机关或者执法划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限期内肩负修复责任。侵权人在限期内未修复的，国家划定的机关或者执法划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举行修复，所需用度由侵权人肩负。”依据这一划定，在损坏生态的情形下，能够修复的，应当举行修复。所谓能够修复，是指以现有的科学手艺水同等能够将生态环境恢复到损害发生前的响应状态，恢复生态功效。已往我们对环境损害仅注重钱币赔偿，但钱币赔偿的尺度难以确定，出于种种思量，法院讯断支持的赔偿数额对照有限；另外，赔偿金也经常被挪用，并未用于环境修复；赔偿竣事后甚至泛起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固然，与已往纯粹的政府罚款方式相比，钱币赔偿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司法实践也接纳了“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的环境立法宗旨，通过责令行为人赔偿损害，有利于维护环境，珍爱生态。
由于行政罚款存在较大随便性，而且罚款的相当部门并没有用于环境修复。因此，《侵权责任法》划定了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这相对于已往有所提高，但仍然不能有用解决环境珍爱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原由，民法典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主要的责任形式，此种责任现实上是一种行为责任，其本质上是恢复原状，要求侵权人尽可能地将所损坏的生态环境恢复到损害发生前的状态。在修复主体上，可以责令行为人自己修复，要求其接纳切实的行动来修复生态环境；也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来举行修复，用度由侵权人肩负。尤其应当看到，从可行性上来说，现在生态环境修复手艺已有了长足的提高，可以为生态修复提供足够的保障。
依据《民法典》第1234条，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行为人自己修复。修复责任以生态环境能够修复为要件，对于能够修复的由侵权人在合理限期内肩负修复责任。对于生态环境的损坏，为制止损害的扩大，修复限期不能无限延伸，而必须在合理限期内举行。合理限期应当依据现有的科学手艺水平，连系生态环境损坏水平举行综合判断。由于侵权责任应当以恢复原状为目的，因此生态修复应当到达恢复原状的效果。二是委托他人修复。此种方式也被称为替换性修复，即行为人未在限期内完成修复时，应当由国家划定的机关或者执法划定的组织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举行修复，同时由行为人肩负用度。从实践来看，由于生态损坏的修复责任是手艺性异常强的责任，需要由具有资质的组织举行修复。而行为人往往不具有响应的资质或能力，因此，行为人自行修复有时不仅不能能定期完成修复，甚至可能导致二次污染。以是，委托修复的方式是一种对照可行的方式。委托他人举行修复可以确保环境恢复的及时性与有用性，在这种责任肩负方式下，虽然修复的行为由他人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修复责任的移转，相反，侵权人仍然是修复责任的肩负者。
问题在于，环境修复责任与责罚性赔偿能否并用？笔者以为，这两种责任不能并用，主要理由在于：第一，责罚性赔偿的主要功效是使被侵权人的损害获得解救，而不让其从中赢利；第二，由于责罚性赔偿中的部门用度应当用于修复环境损坏，责罚性赔偿也具有修复环境的作用，即责罚性赔偿的主要功效在于修复环境、珍爱生态。责罚性赔偿并非是给予被侵权人，而是要用于环境修复。若是行为人肩负了责罚性赔偿之后，还要肩负环境修复责任，则意味着他肩负了双重的责任。第三，环境修复责任只能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来实现，而责罚性赔偿是以私益诉讼的形式来实现，两者无法兼容。若是环境治理部门需要对行为人举行责罚，可以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举行，没有需要通过责罚性赔偿的方式。第四，制止太过加重企业肩负。若是二者并用，则意味着企业在肩负环境修复责任之外，还需要肩负责罚性赔偿责任，两者并用可能违反了比例原则，将太过加重企业的肩负。
（二）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1235条就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作出了划定，尤其明确了其赔偿的局限。据此，违反国家划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划定的机关或者执法划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相关损失和用度。执法上之以是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局限作出划定，是由于在生态环境损坏的情形下，损害类型较多，恢复生态的用度和种类也较为庞大，执法上有需要对其作出明确划定，以确保执法运行的统一。因此，本条主要枚举了如下几种损失和用度：一是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时代服务功效损失导致的损失。二是生态环境功效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这种损失针对的是不能逆的生态环境损坏，这种损失相较于第一种损失更为严重。例如，地下水被污染后，需要经由数百年的自然净化才气使生态修复，此种情形属于生态环境功效的永久性损害。但需要注重的是，永久性是一个相对的观点，通常需要履历漫长的生态自我修复过程的，均应当以为组成永久性的损失。例如，大面积的森林砍伐造成植被损坏，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植被；土壤大面积遭受有毒化学物质严重污染，在现有手艺条件下短期内无法恢复，均应当包罗在内。由于生态环境功效的永久性损害是无法恢复的，因此，行为人无法通过生态恢复的责任形式肩负责任。在此情形下，行为人只能肩负赔偿责任。三是生态环境损害观察、判定评估等用度。在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事故之后，首先需要确定现实损害的局限，因此，就需要举行观察和判定评估等。对于生态环境损害事故发生后，观察、判定评估等用度，行为人应当肩负责任。但责任人应当肩负的用度可能并不以上述用度为限，在环境珍爱部制订的《环境损害判定评估推荐方式（第Ⅱ版）》中，对应急处置用度的种类和盘算方式举行了详细的划定。各级政府与相关单元针对可能或已经发生的突发环境事宜而接纳的行动和措施所发生的用度也应当予以赔偿。四是消灭污染、修复生态环境用度。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坏之后，需要消灭污染，从而到达修复生态的目的。污染清算用度指对污染物举行消灭、处置和处置的应急处置措施，包罗消灭、处置和处置被污染的环境介质与污染物以及接纳应急物资等发生的用度。修复生态环境用度是指行为人在自己未能在合理限期内修复时，应当支付的由他人代为修复的用度。五是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用度。上述损失和用度的赔偿目的主要是致力于恢复生态环境。
问题在于，对于上述损失的赔偿，其主要涉及的是公益，索赔人是否有权就赔偿额做出减让的处分行为？笔者以为，对于私权而言，若是不涉及第三人或者公共利益，那么权力人固然可以自行处分权力。然则，对于关涉到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场所，权力的行使或者放弃则应当受到限制。由于前已述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所划定的生态环境损坏的责任所珍爱的不限于私益，而同样关涉公益。因此，在涉及公益的情形下，权力人对此处的赔偿请求权的处分，无论是放弃，抑或是减让请求额等，均应当受到限制，从而制止因权力处分导致的第三人与公共利益的欠妥减损。
结语
《民法典》是私法的基本法，以保障私权为焦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完全不涉及公益的珍爱问题。《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在关于环境损坏责任的划定中，就充实体现了《民法典》在保障私益的基础上对公益珍爱要求的回应，它回应了现代社会资源环境恶化情形下珍爱环境、维护生态的现实需要，同时也彰显了《民法典》所具有的时代特色与实践特色。
作者：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泉源于《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编辑：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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